决策者往往在战前或战争期间就会着手谋划战后的安排，因为不管多么漫长的战争，总有结束的那一天。
《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刊登了一篇文章，站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角度设想了加沙地带的未来，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在某个时候，爆炸声和枪炮声会停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然后必须有人统治加沙，但选择很差。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人比保守派或温和派更有可能成为素食主义者。”
以色列的战后处理方案有以下几种，按照以方优先级排序依次为：
1、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彻底清空，驱赶到埃及西奈半岛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同时给予接收国一定的利益补偿。看一下饮食和特定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并假设前者通过某种形式的营养缺乏导致后者，这似乎很直接。然而，新的分析考虑了广泛的营养因素，包括总热量摄入、蛋白质摄入、微量营养素摄入和食品加工水平。这表明，素食者中较高的抑郁症发病率并不是由他们饮食中的营养成分造成的。
至于说清空之后是新建犹太人定居点还是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迁徙过来，其实对以色列来说没什么不同，后者相当于一种“置换策略”。
2、把加沙地带的治安和民政事务交给阿拉伯联盟负责。那么，什么可以解释素食主义和抑郁症之间的联系？是否有一些非营养性的机制使前者导致后者？还是这种关系完全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素食主义和抑郁症之间存在联系的原因可能有多种。首先，有可能是抑郁症导致人们更有可能成为素食主义者，而不是相反。抑郁症的症状可能包括对负面想法的反刍，以及内疚的感觉。
想法很好，但阿盟已经明确拒绝出面收拾烂摊子，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称：
不难想象，战后的加沙地带必然是百废待兴、低烈度暴力持续不断，阿盟岂会愿意去给以色列做吃力不讨好的“免费警察”？
这是拜登政府的方案，也是目前最现实的方案，下面将详细展开讨论。
哈马斯继续掌控加沙是以色列绝对无法接受的，形同于战败或打了白打，未来将继续面对不可预知的军事威胁。
比哈马斯继续掌权更糟糕的选项是以色列长期留在加沙——这一策略之前实施过，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2005年以色列单方面宣布放弃所有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从此撤出加沙）。
因为在媒体聚光灯下统治超过200万敌对的巴勒斯坦人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巴勒斯坦人会经常发动低水平的叛乱，让以色列摇摇欲坠的国际形象进一步下降。假设抑郁症患者和非抑郁症患者同样有可能遇到屠宰场和工厂化养殖的令人不安的事实，那么抑郁症患者可能更有可能反刍这些想法，更有可能为自己在创造需求中的角色感到内疚。
《外交事务》杂志文章认为，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把加沙地带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掌舵，尽管这个方案也很糟糕，但已经是最不坏的选项了。在这种情况下，抑郁的素食主义者这样想并不一定是错的。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法塔赫主导）主张与以色列和西方建立正常关系，并得到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的支持。
目前它主要负责着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居民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同属巴勒斯坦国，但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法塔赫与哈马斯均声称自己是唯一合法政府。
美国和以色列觉得它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在没有以军帮助的情况下几乎处理不了任何事情，很多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宁愿向当地民兵组织寻求安全，也不找巴政府。
部分巴勒斯坦人则视其为傀儡政权——现任领导人阿巴斯89岁高龄，已经近二十年没有举行过领导层换届，且上次选举（2006年）获得多数席次的是哈马斯。虽然抑郁症有时被定性为具有不切实际的消极看法，但有证据表明，轻度至中度抑郁症患者对不确定事件的结果有更现实的判断，对自己的角色和能力有更现实的认识。
因为这种软弱、腐败、民意基础薄弱的现实情况，让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严重缺乏信心。
内塔尼亚胡就宣称：期望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解决加沙的问题是“白日梦”。
道理很简单，约旦河西岸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大本营，如果连这里都摆不平，怎么能指望它深入哈马斯的老巢加沙地带呢？
不仅如此，以色列还认为阿巴斯政府本质上同情哈马斯的存在。
比如：阿巴斯政府组织编写的教科书充满反以内容，其辖区内的许多公共建筑都用反以人物命名，甚至经常以支付公务员薪水的名义向加沙地带输送资金。
而根据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民调：在加沙地带，57%的受访者认为哈马斯10月7日发动袭击的决定是正确的，37%反对；在约旦河西岸，82%的受访者认为该决定正确，12%的人反对。
西岸的反以民意竟然高过了加沙——部分原因自然是加沙地带居民因哈马斯袭击招致了以色列的激烈报复，承担了后果，而西岸没有。
B | 在这种情况下，肉类生产中确实存在对动物的残酷对待。
C |
实际上，以色列国内的强硬派已经对哈马斯和巴权力机构“一视同仁”，以安全部门负责人本·格维尔宣称：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是哈马斯的替代品，它是哈马斯的盟友，无论是现在还是战后都应该这样对待它。而这确实是由消费者对廉价肉类的需求造成的。有时在工厂化养殖中，动物真的受到了残忍的对待。”
纵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一万个缺点，但美国和以色列实在找不出更好的选项，最终大概率死马当成活马医。
1、由美国、以色列和阿盟（主要是毗邻的约旦）共同出面培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
2、从阿拉伯国家内部招募一部分技术官僚，补充到战后的加沙政府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本身就有一个加沙影子政府）。
D |
3、劝说阿巴斯等老人退休，用新一代充满活力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取代他们。第二，坚持素食有可能会因为营养以外的原因导致抑郁症。
还有另一套不太正统的方案：任由加沙地带混乱下去，逐渐“索马里化”，以色列从中扶持一股或几股强势力量，利用它压制可能复苏的哈马斯。
E |
之所以后者的可能性不大，是因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已成为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外交重点。
以美国期望的沙特、以色列建交为例，沙特很可能会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前提条件摆上桌面——这是一个比10月7日战争爆发前更加突出的政治难题。即使素食中没有缺乏"快乐的营养素"，也可能是放弃肉食通过其他方式导致抑郁症。例如，食用素食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和对社会活动的参与。事实上，它有时与嘲笑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排斥有关。
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爆发后，有美国媒体第一时间称这是以色列的“911时刻”。
紧接着，拜登总统在访问特拉维夫时提醒以色列人：不要被愤怒蒙蔽双眼，不要重覆美国在“911事件”后犯下的错误。
简单点说，推翻敌对政权往往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的是建立一个能够被当地民众认可并提供长期和平发展环境的新政府。
F |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研究是基于在巴西收集的调查数据，巴西是一个以肉食重的国家而闻名。
而在中东，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某意义上其实是由美国来兜底的，所以以色列政客反而没那么担心。
G |
只是对于拜登来说，他任内撤出了一个旧泥潭（阿富汗），又陷入了两处新泥潭（乌克兰和中东），真是令人唏嘘。
H |
I | 一些调查数据指出，近年来巴西的素食主义急剧增加，从2012年的8%上升到2018年的16%。然而，最近的论文调查了超过14000名巴西人，发现只有82名素食主义者。人们不禁要问，在印度或其他素食主义更像是一种社会规范的国家，是否会观察到素食主义和抑郁症之间的相同联系。更重要的是，随着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素食主义比例的增加，我们是否会看到这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最后，有可能素食主义和抑郁症都没有导致对方，但两者都与一些第三因素有关。这可能是任何数量的与素食主义和抑郁症相关的特征或经历。例如，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成为素食主义者，也更有可能经历抑郁症。
M | 人们很容易想象，一个消费了这种媒体的人既会成为素食主义者，尤其是当大多数人选择另眼相看的时候，会变得很沮丧。相反，素食者的社会经历可能导致抑郁，抑郁可能导致成为素食者的可能性增加，或者素食主义和抑郁可能是由第三个变量引起的，例如接触到暴力的肉类工业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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